董维明：建立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多因素造成的

　　一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阻碍民企发展的“绊脚石”，广大中小民企融资困难、渠道单一、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沉疴已久。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曾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出台多项支持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客观而言，这是中国特有国情与市场环境共生的结果。

　　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中，民企一直是“弱势群体”。在信贷市场，各大银行纷纷给国企最优惠贷款利率，而即使在民企经营状况优于国企情况之下，反而普遍上调民企贷款利率，不仅增加了民企财务成本，同时也挫伤了民企规模扩张积极性；在债券市场，发债准入门槛方面，国企由于国有背景加持，评级基本都能过关，而民企往往比较吃亏，同等条件评级上不去，发债成本也高出同等评级的国企很多，同时各大投资机构还“嫌弃”民企资质问题，导致民企债券销售难度增大；在股票市场，民企IPO发行往往历经千辛万苦，投资人也百般挑剔，股票估值与发行规模受限，同时增发、可交换（转）债等再融资审核周期明显长于国企。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对于民企与国企的“嫌贫爱富”，并不是天然挑剔，而是更多来源于风险控制与现实教训。民企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先天不足，存在于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与应变措施的缺失。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部分以传统生产制造为主的民营企业，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内外部因素影响，生产利润下滑，现金流周转困难，银行信贷、债券发行、股票质押等融资渠道相继出现违约、爆仓等情况，而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拿出合适且有效的化解措施，导致今年以来民企出现“违约潮”，让涉身其中的金融机构苦不堪言，纷纷加大对民企借贷资金回笼清收力度。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不能走过去政策导向“扶贫”的老路。因为从短期看，对被“救济”的民企来说是“饮鸩止渴”；从长期看，对于培育健康的市场理念与引导正确的市场预期毫无帮助，甚至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新的风险隐患。

　　实现民企稳定融资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双赢

　　新形势下，面对民企融资与发展难题，应探索纾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长效机制，实现民企稳定融资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一是建立金融机构支持民企融资发展政策与机制的顶层设计框架。首先，明确支持援助民企范围，即重点优先支持关系国计民生基础性与符合产业转型朝阳行业、适合当地发展需要且保障当地群众就业的行业等符合要求的民企，确保不产生新一轮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扩大库存等问题；同时，明确支持援助民企的原则，即是支持民企实体发展，而不是救助民企实际控制人或者大股东，所需资金必须用于化解民企的股票质押平仓风险、债券到期兑付风险、贷款换旧借新风险等流动性问题，保障支持民企正常经营活动，不得用于股东套现，不得将资金挪作他用等，避免实际控制人或者股东套现走人，留下新的不良坏账等风险隐患。

　　二是兼顾国有金融机构政策扶持引导与商业化运作的双重职能。支持民企发展，不能不讲商业盈利条件，也不能造成金融资源浪费，更不能形成国有金融资产流失。对于由于当前内外部因素造成流动性风险与经营压力的民企，应该毫不犹豫进行扶持，帮助其暂渡难关，重新恢复生产秩序，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经营；对于存在行业过剩、盲目扩张、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等自身问题的民企，应该尊重市场规律，既不提前抽贷也不新增投放，实现正常市场优胜劣汰。

　　三是坚持风险控制先导的原则，坚决贯彻金融行业“去杠杆、防空转、控风险”的监管思路。确保支持民企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不扩大过剩产能及库存，不违背金融行业监管政策，不导致金融行业二次风险。支持救助民企不能以宽松条件去解决问题，反而应当是以严格条件去化解危机；自身经营决策失误、不注重风险管理的民企及其股东自身要承担相应代价。同时，要建立择机退出机制，救助经营困难的民企，并不是要改变其所有制性质，而是要帮助其渡过难关，所以当受救助的民企恢复正常经营后，有关机构必须正常择机退出，确保支持救助的阶段性，同时实现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去解决问题，控制市场与操作风险。随着金融与科技广泛结合，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手段，建立基于互联网的企业增信与信用担保体系，从目前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中，甄别出那些经营良好、有较大发展前景、征信良好的民企，实施精准有效投放，真正做到对民企“敢贷、能贷、愿贷、好贷”；同时，通过信息技术的强大手段，实现对广大民企的分类、分层与分级全覆盖，同时在存贷比、准备金率、资产规模、信用评级、信用担保等方面设立不同风控模型与标准，建立更加科学的市场准入机制，为民企提供切实有效的金融服务。

　　五是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监管思路，贯彻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精神。在监管层面，应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了解民企实际困难，分析上下游关联企业疑虑，充分考虑潜在性风险，出台更加精准措施，做好有效调控与定向松绑；机构层面，应因地制宜，量体裁衣，针对性设计切实可行的方案与开发尽快落地的产品。政府层面、监管层面与执行机构都要切实注重实际操作性与可持续性，确保金融支持民企不走过场，不打折扣，让民企实实在在得到实惠，让中央政策实现战略性落地。（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董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