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40年|“北京试点”催生改革大潮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因一朵月季而嬗变，从一座传统农业镇成功转型为拥有5000余亩月季产业园区的新兴特色小镇。图为魏善庄镇月季博物馆。朱依摄

　　1978年

　　北京大兴、昌平率先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扬起风帆。北京市在改革开放时，碰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在贯彻中央两个关于农业问题文件的同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1978年底，在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境地中，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大兴、昌平农村率先开始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产品的所有权，成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

　　当时，北京郊区有380万农民、630万亩耕地。昌平和大兴两县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释放出了被束缚多年的生产力，京郊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队已占全市村、队总数的84.2%。198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2007年，北京第一产业社会劳动生产率达16710元/人，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9年的5.8倍。

　　同时，土地经营形式的变革也推动了京郊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除粮食外，蔬菜、果园等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蔬菜大部分承包到专业组，果园则多由专业队、组或专业户承包。因北京郊区原有的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生产手段和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在联产承包推开时，有部分社队便没有把土地分包到户，而是选择将原有集体经济的劳动分工和技术分工所形成的专业生产项目，作为承包内容，令农村原有专业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1985年下半年，北京郊区开始实行土地规模经营试验，规模经营得到较快发展，林果业、畜牧业、渔业等副食品生产的规模经营也有了较大发展。

　　2015年，北京大兴再次成为改革先行之地。中央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在包括大兴在内的全国33个地区实行为期两年的试点。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定，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延长一年至2018年12月31日。

　　大兴区魏善庄镇便是因土地流转而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典型。如今，这里被称为“月季小镇”。2016世界洲际月季大会在这里举行，魏善庄镇因一朵月季花开启了嬗变之路。原本以“一产”为主的传统农业镇，腾退低端产业后摇身变为拥有5000余亩月季产业园区的月季小镇。村民也因此多了一份收入，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后，村民每年会获得一份租金；同时还可前往月季园工作，不再“土里刨食”。

　　到今年年初，大兴已完成全区527个村的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出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继承及抵押、担保六项权能的实现路径。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大兴区共有305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19余万成员股东获得股份分红12.7亿余元，人均分红达6460元。

　　2018年11月17日，冬奥组委驻地碧空如洗，富有灵动气息的筒仓办公区、尽显工业建筑特色的景观元素，简洁大方，让石景山首钢园区重焕生机。贺路启摄

　　1979年

　　首钢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

　　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在中国的国企改革史上，首钢是绕不过去的一面旗帜。

　　1979年，一篇名为《乔厂长上任记》的短篇小说发表。小说讲述了老干部乔光朴到生产停顿、暮气沉沉的电机厂走马上任，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扭转了被动局面的故事。

　　当年的首钢，与小说中的电机厂如出一辙。

　　也正是在1979年，国家确定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首钢就是其中之一。1981年7月，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开始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1982年，首钢正式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首钢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每年7.2%。

　　1983年，国家在全国工业企业推广首钢经验，全国钢铁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由此，钢铁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不断增强，钢和钢铁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全国钢的年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提升到1996年的1亿吨，我国钢材缺乏的状况得到扭转。

　　1992年5月22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临首钢视察。他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走得快还是走得慢，走得好还是走得坏，第一就看你走的路方向对不对，第二还看你走得好不好。你们这两条都走对了。”

　　1995年底首钢承包到期。次年开始，由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改行国家统一税制。随后，首钢企业内部也进行了集团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而此时的首钢却面临着产品单一、企业利润率低、市场竞争力差的问题，而想要在北京进行扩建改造，水资源和环境又不允许。

　　搬迁为首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2005年2月，国务院审批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搬迁调整的方案，“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结合首钢等城市钢铁业搬迁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曹妃甸等钢铁基地”。

　　历史的巧合再次上演。因2008年夏季奥运会搬离北京的首钢，又因冬奥焕发出新的生机。申冬奥成功后，北京冬奥组委入驻首钢园区，“四块冰”、单板滑雪大跳台相继落户，昔日的三高炉、晾水塔、西十筒仓这些工业遗存，成了转型发展的“金名片”。

　　如今，首钢已形成包括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首钢曹妃甸园区、位于秦皇岛的首秦园区在内的“三园区”模式，不仅成为京冀两地落实国家战略的平台和载体，也推动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每逢六一，北京儿艺与小朋友们都有一个“儿童节之约”，推出一部原创大戏。从《迷宫》《红孩子》到《想飞的孩子》，再到今年的《北京童谣》，这个约定已经坚守了整整15年。图为北京儿艺原创大戏《北京童谣》。千龙网发

　　2003年

　　北京儿艺作为全国首批39个宣传文化单位之一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文化是生产力，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二十一世纪初期，改革的触角伸进文化领域，我国文化产业建设迎来强筋健骨的新时代。

　　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9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试点。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作为儿童剧院的代表被列入其中。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个试点单位，2004年1月16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18岁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由事业单位转轨为股份制企业，引入社会化人才管理机制，建立了以效绩考核为中心的分配机制，形成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组成的核心决策体系，搭建了高效的内部管理框架。文化院团走向市场的第一步由此打开。

　　借助北京奥运的绝佳历史机遇，以及控股方北青传媒的媒体优势，改制之初的北京儿艺在品牌宣传塑造、以及企业化运营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继北京儿艺之后，北京歌剧舞剧院等文化事业单位也纷纷改革创新，在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属性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内部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活力、改善服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005年6月15日，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深化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2009年5月，北京演艺集团组建成立，肩负着整合资源、打造国有骨干文化企业、服务北京文化(000802,股吧)中心建设、发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使命。同年，北京儿艺并入北京演艺集团旗下。

　　在北京儿艺总经理戴兵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如果把改革之初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儿艺作为传承类文化企业的定位愈加明晰。

　　一个过早被绑上成人战车的小学霸，面对突然到来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生活和内心被搞得一团乱，却没想到最终在奶奶的童谣世界里获得了平静和安宁……这是北京儿艺今年的原创大戏《北京童谣》的故事梗概。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现实主义题材的儿童剧创作无法预估市场，但这恰恰是回归艺术生产本体后的北京儿艺所要坚持的道路。“我们关注孩子成长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用艺术的升华映射现实的复杂，不逃避、不做作地引领观众去思考。”这正是戴兵和北京儿艺苦寻多年的创作风格。

　　当下的儿童剧市场，“北京儿艺出品”这个标签就是“艺术水准品质保证”的代名词。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的北京儿艺本部，装修工作已近尾声。戴兵迫不及待和记者分享了未来北京儿艺“场团校一体化发展”的设想。这里将成为北京第一家综合性儿童艺术体验剧场，包括全天候开放的儿童艺术体验中心、亲子课堂、各类艺术培训班如书画摄影非遗等。今后，儿艺不仅有成年人演出团体，还将成立“小小儿艺”，也就是儿童艺术团，“让孩子来演孩子的事儿。”此外，北京儿艺将牵头成立专门的职业学校培育少儿艺术教育师资和儿童剧演员，“以此来带动整个儿童剧行业，这是深处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北京儿艺作为国有艺术院团的职责和义务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