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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现代性危机由人类过度发展产生，而人类的过度发展则建立在国家现代化范式之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今天三个全球性变化构成时代的主要特征：非西方大国的发展、环境可持续性的危机和权威性的超越来源的消亡（包括曾在宗教中获得的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
　

“竞争模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导致了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破坏的全球危机。现在是世界各国以及其他机构合作拯救地球的时候了。”近日，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研究Oscar L.Tang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博士、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原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会长杜赞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通过亚洲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思考：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东西方之间要竞争还是合作？

资料图：格陵兰岛伊卢利萨特冰湾的冰山，一片梦幻纯净的蓝白世界。气候变化对格陵兰岛的冰川与冰帽消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片来源：SIPAPHOTO

中新社记者：您出生于印度，求学于美国，师从汉学家孔飞力。您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

杜赞奇：1970年代我在印度读大学时，深受中国理想主义和扶贫政策的影响（如赤脚医生、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融合）。这也是我最初将注意力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原因。后来我就来了美国读中国历史。事实上，我第一本关于华北农村的著作（《文化、权利与国家》）即源于将中国现代转型的条件与印度的经验放在一起研究和比较的需要。

我在根本上是一名中国和亚洲史学家，尤其希望能更多地关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在引领着塑造着未来世界的巨大变化的历史潮流。

中新社记者：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也走遍大半个中国，看到现代中国。您如何看中国的发展变化？

杜赞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每年都会去中国一两次，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近30年。

中国许多领域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减贫和经济发展是惊人的。但这种快速发展也有很大代价，特别是在环境方面，以及对许多内陆农村地区和农民工而言。

中印两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都在延续着两个世纪以前在西方肇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增长的性质和速度是令人担忧的，虽然这两个社会目前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值得称道。

资料图：宁波舟山港。沈颖俊 摄

中新社记者：您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在中国出版，这个时间范围涵盖了中共建党之初的阶段。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您如何看待百年中共的发展？

杜赞奇：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惊讶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我不相信有任何其他政治组织能够影响到如此庞大的社会，并深入人们的生活。这使它具备巨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同时行使纪律和威权管控。

中国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一种需要，即理解中国发展并提出一个世界愿景：这将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同时也不再复制从前的全球秩序——无论是在帝国还是现代帝国下的——非正义的世界愿景。

中新社记者：您在讨论民族主义问题时，曾引用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话，“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盛极而衰，一到衰落的时候，那些开放国家会突然间关闭大门，然后就是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您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杜赞奇：是的，我完全同意波兰尼关于开放和封闭社会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运作的观点。现在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东方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过去几年中，工厂关闭时，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但也许中国的农村社会能够更好地吸收他们，因为那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仍然存在。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非西方大国的高速发展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上“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是否有所加剧？应当如何解决？

杜赞奇：是的，自我调研写出《全球现代性的危机》这本书以来，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有所加剧。但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也开始显现，这不仅是周期性的（如波兰尼所言），也是在当前气候变化和疫情危机的背景下。

当然，这些都与全球资本主义及其自我加速的引擎有关。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反全球化。但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与全球对资源和市场的支配及控制密不可分。我无法预测民族主义者是否会认识到这种潜在的联系，以及他们自己被全球主义所困，但全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应对它。

资料图：英国伦敦，市民戴口罩上街。

中新社记者：现代化理论一直以来就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比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您如何看待“韦伯之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您认为现代性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吗？

杜赞奇：韦伯最初将理性视为实现不同目标和价值的方法（例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越来越认为，在西方，理性作为一种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目标本身。他认为理性能最有效地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达到同时代其他社会无法企及的高度。他还认为，理性作为一个目标可能会对人类机构产生很大限制；他对此百感交集。现在是我们重新考虑新旧目标和价值（可持续性、民主参与等）的时候了，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理性模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和价值。

中新社记者：通过研究亚洲国家和地区，您认为，对于由竞争性民族国家建构导致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能否提供解决之道？

杜赞奇：我曾写过，亚洲社会的对话式超越代表了历史上非排他性和非绝对主义的传统。现今，亚洲社会的民族主义和竞争性正在侵蚀这些传统。但是“公民社会”、穷人和原住民社区中出现了新的力量，在旧概念和实践的基础上争取社会正义和可持续性。我认为，在这个“人类世”的危机中，这些运动可以对政治家和政府间机构施加一些影响，特别是通过那些不得不吃我们不负责任苦果的新一代。

中新社记者：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东西方要竞争还是合作？

杜赞奇：竞争的本能当然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在过去三百年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中，竞争成为全球社会的主导和霸权力量。但在适当的条件和制度下，人类也有可能发展协作和合作的本性。竞争模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导致了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破坏的全球危机。现在是世界各国及其他机构合作拯救地球的时候了。

资料图：航拍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骆云飞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普世的世界，并在书中表示，中国的“天下”理想也许是最后一个以制度形式存在的19世纪末的古老的普世主义观念。近年来，中国在诸多重要双多边场合多次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这能否为问题解决提供新的智慧？

杜赞奇：中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天下”概念及修辞是非常积极的一步。但许多其他社会也提出了一种普世愿景（尤其是美国认为民主是普世之善）。当然，真正的考验在于，从一个政治中心出现的普遍愿景如何涵盖世界上的多种价值。我相信，西方设想的霸权主义并非治理地球的唯一方式。即使是在目前的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框架下，如果民族国家赋予其一些真正的（主权）权力，就可更有效地以合作模式处理集体问题。

（牛秀敏参与本文写作）

受访者简介：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师从汉学家孔飞力。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博士。2017年获得奥斯陆大学全球现代性危机荣誉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华人研究委员会（1991-2008）历史系教授和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莱佛士教授和主任（2008-2015），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19-2020年）。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此外还有《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1995），《主权与真实性》（2003），《全球现代性的危机》（2014）等作品。他的著作被译为中、日、韩和欧洲多语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