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中华鲟》下篇：《如何拯救长江“大鱼”》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华鲟是一亿五千万年前中生代留下的稀有古代鱼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是中华鲟繁衍、生存的家园，如今，长江生态的好坏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鲟的生死存亡。

　　最近，湖北荆州的两项未经环评的政府工程，引起36尾中华鲟子一代的非正常死亡。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一事件。近一周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前往湖北调查，中华鲟的危机是个缩影，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前提下，我们该给这些珍稀动物，提供一片栖身之地。

　　去年9月20日到今年10月20日，湖北省恒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中华鲟子一代陆续死亡36条，目前公司还有531尾中华鲟子一代。近一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子一代中华鲟，全国总量也不足一千尾。

　　原农业部2015年9月印发的《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这样开篇，“中华鲟产卵频率降低、洄游种群数量持续减少、自然种群急剧衰退”。持续减少、急剧衰退，这就是中华鲟的处境。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刘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中华鲟以前是在葛洲坝底下产卵，历经了30多年，都是每年产卵的，但是在2013、2015、2017年这三年，分别出现了没有自然产卵的情况。今年可能目前为止还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所以现在中华鲟的保护应该是处于一种抢救性保护的状态。”

　　据权威机构的说法，近几年来，每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中华鲟数量，只有二十多尾，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数量过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当中，有极为精炼、却又十分精准的概括：水工建设、航运、捕捞、环境污染等各种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断加剧，中华鲟资源持续下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中华鲟保护救助联盟秘书长危起伟认为，如果没有了鱼，长江与自来水管几乎没有区别，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中华鲟这个种保下来，“整个水环境污染，还有其他的饵料生物，有些鱼它是要藏匿的，洞穴里面、石头缝里头，这些地方都没有了，整个长江就成了我们不能说下水道，起码成了一个水渠，很顺直，很单一。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使中华鲟的自然种群数量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会走向灭绝。”

　　实际上，早在1982年，国家有关部门就组建了专门的中华鲟研究所，开展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工作。现隶属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中华鲟研究所姜伟博士解释：“大概的保护方向就是针对新的产卵场进行保护，另外的话就要开展人工增殖放流，通过放流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物种的保护，这是作为辅助的一个手段的。”

　　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方式繁殖的下一代，叫做子一代。在2009年以前，人们确定的是，中华鲟子一代是可以人工养殖的，但是，并不能确定这些子一代能不能在人工条件下实现性成熟，进而繁殖出子二代。2009年起，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相继取得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实现了淡水人工环境下中华鲟种群的自我维持。同样生活在长江的白鱀豚在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这样的悲剧不会在中华鲟身上重演。

　　来自原农业部的确切数据显示，在近三十多年的持续人工增殖放流活动中，各个机构累计放流中华鲟的总量超过600万尾。这些被放到野外环境的、人工繁育的中华鲟，有多少能够成活下来？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李志远反复强调，人工增殖放流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多重因素，比如，上游放下去的中华鲟可能被中下游的渔民捞起来，或者被大型船只的螺旋桨打死打伤，再加上中华鲟的习性十分特殊，要在十几年后，才从大海洄游到长江产卵，人工增殖放流的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中华鲟保护机构面临各种困境 

　　中华鲟如此珍贵，保护中华鲟的主体单位，性质却各不相同，有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的，有隶属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有科研院所设立的，也有像发生中华鲟子一代死亡事件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这样，单纯由社会资本创办运营的保护机构。在中华鲟保护方面，他们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境。

　　湖北恒升公司是经原农业部批准的、国内最早开展中华鲟人工繁育的企业之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说，当年，获得同样资质的企业，在全国有十家左右，把如此珍贵的中华鲟，交给社会资本养殖，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农业部的一些领导就认为，可以通过三三制的方式来开发中华鲟，叫开发保护。所谓的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的鱼我们把它保种，保下来、养下来；三分之一的鱼放流；还有三分之一的鱼可以开发利用。”

　　1999年以来，恒升公司在等待中华鲟商业化机会的同时，养殖繁育技术也逐渐成熟。恒升公司负责人杨军说，目前，公司里存活的531尾子一代，占全国中华鲟子一代总数的六成左右，而且基因多样。

　　从2014年开始，恒升公司的中华鲟子一代陆续地性成熟，以每年十万左右的速度繁育中华鲟子二代。最近几年，场地问题是杨军最大的困扰。公司所在地，湖北荆州市这些年的发展规划几乎从未把这些中华鲟纳入考量范围，杨军说，不但不能为中华鲟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反而连原有的生存空间都保不住了。

　　而资金问题，一直是这家民营企业20多年来的“绊脚石”。除了在增殖放流过程中，通过参加政府采购所得的累计1000万元之外，20年来，再没有任何来自国家的投入。而维系中华鲟的正常生存，恒升公司每年投入的保守资金在400万元左右。

　　在荆州，隶属于长江水生研究所的中华鲟保育与增殖放流中心也在从事保护中华鲟的相关工作，危起伟是这里的负责人。他认为，缺乏财政资金的投入，是绝大部分中华鲟保护机构面临的同样问题：“我们15年就在长江办的领导下，搞了一个中华鲟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颁布到现在三年了。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中华鲟保护联盟，这个联盟成员现在为止，每一年开一两次会，互通有无。中华鲟拯救计划是农业部发布批准的，到现在为止，国家财政没有一分钱投资，没有财政支持。”

　　作为科研机构，长江水生研究所的中华鲟保育与增殖放流中心，还面临着人才的问题，“引进了硕士，一批接一批地走，就没有人在那愿意干，因为待遇很低，他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他那个地方又不是个城市，又很寂寞。他养这个鱼产生不了文章，所谓高点数的SCI（科学引文索引）。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待不住啊。”危起伟说。

　　资金、场地，对于隶属中国三峡集团的中华鲟研究所来说，都不是问题。但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人才也是中华鲟研究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姜伟说：“我们公司对我们单位是不考核经济效益的，完全百分之百考核生态效益。我们现在在引进中高端人才碰到的问题，现在人都喜欢去大城市。如果真的要是我们有什么需求的话，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提高科研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对保护工作的一项很大促进。”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刘健认为，保护区在中华鲟的保护上，有一套自己的经验，这套经验就是建立在市政府高度重视的基础上，“在重视的情况下就出台法规，要有法规做工作的依据，同时我们要有体制跟建制，有队伍在进行支撑。有了队伍支撑，我们还要依据法规，还要建基地。那么这一套系统包括资金的保障、人员的保障，这些系统成为系统，你才能够有效的去管理这块区域。”

　　中华鲟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为何仍会面临生存危机？ 

　　2016年9月4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中国“国宝”大熊猫将不再被列为濒危物种，其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虽然有人认为，大熊猫的处境不容乐观，但不可否认，我国在大熊猫的保护方面，的确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中华鲟，为何保护起来会遇到这么多难题？

　　资金、场地、人才，所有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好像都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钱。但是，这一切真的是钱能解决的吗？3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资本到公益组织，都给予了中华鲟保护不小的力度，但悬在中华鲟脑门上的警报却响得越来越刺耳。

　　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看来，充裕的资金保障，至少能解决中华鲟保护的相当一部分问题，如果财政无法保证全方位的支持，那么，原定的“三三制”也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子：三分之一保种、三分之一放流、三分之一商业利用，“要保护好的话，必须国家（财政）要列专项。只有列了专项，有基建投入，有运转费，能够解决问题。一个物种的利用，它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它也可以观看，那也是产生的经济效益嘛，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开发利用和保护它不矛盾。”

　　资金问题解决了，还得理顺现有的保护体制和机制，尤其是法律法规层面的。危起伟说，深海养殖其实可以解决目前国土资源紧张的问题，但由于无法商业利用，因而社会资本暂时没有介入的冲动。

　　那么，能不能在长江流域进行一些半自然环境的养殖建设，以解决目前中华鲟被圈在逼仄狭小的空间内的问题呢？危起伟说，理论上，这样的环境是最好的。比如利用一些长江的故道、自然形成的夹江水面，如此一来，水是流动的，而鱼是可控的。中华鲟可以在相对开阔的环境中自然生长，摄食天然的饵料。等待性成熟之后，繁殖的后代可以自然通江达海。但是，这又会遇到另一重法律障碍：“因为湖北省把湖泊和水库里面的网箱都取缔了，后来地方政府就觉得你这个中华鲟也是养殖，所以说就不批。我们有项目，但争取了很好多年，别人就是不理解这个事情。”

　　但是，即便这些制度上的障碍得以全部理顺，中华鲟的保护也不能说就完全到位了。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李志远说，作为长江鱼类保护的旗舰型物种，中华鲟能不能保护的好，其实反映的是整个长江的生态现状，“我在这个空间尺度上，如果真正的它能在野生环境下能够复状，那就说明我在这么大尺度上生态环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危起伟也表示，如果一定要为中华鲟的保护设定一个指标的话，那这个指标，应该对整个长江生态系统保护，“实际上我们就不能以这个捕捞多少鱼，或者是哪一个物种好到什么程度为指标了。那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一个种群，主要的这些物种，这些种群应该可以自己可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基本指标，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问题，它是生态健康的一个问题。”

　　生态好不好，就看鸟的翅膀往哪里飞，鱼的尾巴往哪里摆。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刘健说：“它在长江里面生活了1.3亿年的历史，保护好这个鱼，也是把长江保护好。它是大流域的一个物种，所以光这一个点的保护是不够的，需要一个流域的保护，所以就是呼吁尽快出台长江保护法。”

　　给子孙后代留一条清洁美丽、鱼虾成群的万里长江。长江生态好不好，中华鲟有发言权。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李志远说：“我认为长江大保护这个理念提得特别及时，如果长江再不去保护的话，渔业资源很告急了。越早实施、越大力度实施，越合适的。这些长江沿线应该是十几万的渔民直接立马转产。我们看到国家要是让这种方式来推进下去。从机制体制上在想要彻底的解决问题，这是真正的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