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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怡然

　　1984年，一位四十岁的中年工程师和他的10位同事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一间20平米的传达室内，开办了一家公司，没有开业仪式和悬挂招牌，公司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便是联想的前身，这位工程师名叫柳传志。

　　按柳传志的说法，“当时一是不愿意看到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二是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在今后三十多年的人生里，既不会经历创业之初数次被骗的惨痛，也不会经历国外PC品牌汹涌冲击下的焦虑；但是同样，也无法经历带领国产电脑击败洋品牌的光辉时刻，以及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取“改革先锋”称号的荣耀。

　　彼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让柳传志及其同僚们兴奋不已。国民经济正成为主战场，他们所在的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鼓励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

　　而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进入商用轨道，IBM、微软等公司也初具规模。据柳传志回忆，在他下海以前尚未看到过真正的个人电脑，“当第一次看见个人电脑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

　　拓荒时代

　　多数人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中国企业家的拓荒时代，而柳传志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下海之初，柳传志和他的同伴们还根本不知道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20万创业资金很快又被骗去了14万。据柳传志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甚至倒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

　　柳传志带领着公司，从“联想式汉卡”起步，通过代理国外品牌的电脑，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步研发生产自己的主机板，还通过借道香港的方式，来解决在国内没有生产批文的难题。“联想式汉卡”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微机主板”又是一个台阶，“代理AST还是一个台阶”。根据《联想风云》一书的描述，当时，联想公司的管理层们虽然知道柳传志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直到柳传志说出“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时，才特别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脑子里的梦想非同一般。

　　柳传志和联想当初的选择，也引发了日后外界关于“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讨论。或许在历史环境中更能找到答案。柳传志告诉记者，“当时公司拿不到生产批文，只能先从贸易开始，即便拿到生产批文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做生产，当时科学院没有更多资助，同时社会上也没有风险投资。”

　　柳传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有过这样的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像是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而成的”。在柳传志看来，制造业的第一页就是张瑞敏口中不许随地大小便的车间，第二页可能就是所谓没有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进步是需要探索、积累、脚踏实地的向前迈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危机四伏

　　改革中新旧体制的变更，时常伴随着对参与者的冲击。九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并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该时期被后来人广泛称为“狼来了”。

　　1992年开始，从客户竞标、订货会上，柳传志已经强烈感觉到中国市场就要变成国际市场，进口产品质量更好、价格也更有竞争力。同时，国产微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逐渐下降，这让柳传志更确定了联想所受到的冲击。

　　回忆当时，柳传志认为外国电脑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信息化是有益的，但作为同业者，他充满忧虑，他觉得“人家就相当于是巨型战舰，我们就是一叶扁舟”。

　　不仅如此，国家内部也正经历非比寻常的改变，包括金融制度、投资体制、物价体制以及税务制度的连番改革。由此，当时围绕在联想内部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是继续搞自己的微机？还是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

　　而根据柳传志回忆，“自己当时有一点豁出去的劲头”，柳传志称，把联想原来存在的问题好好捋了一遍，把原来的组织架构大规模地进行了改组。1994年3月，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并由杨元庆任总经理，一边销售，一边研究如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柳传志称，自己曾带着公司的高管，到电子工业部去下战表，表态要“高举民族品牌的大旗”。

　　直到1997年联想电脑在中国市场电脑市占率排名第一。到2013年，联想电脑的市占率在全球市场占首位。

　　2000年进入新世纪的瞬间，全世界一片沸腾，中国科技力量及制造业的崛起也正被世界所察觉，电脑业也在其中，就联想来看，过去的10年里，联想微机覆盖了中国20%的用户，联想的员工从20人发展到超过一万人，并在期间完成了香港上市及新股发行计划。而创始人柳传志的名字被美国《商业周刊》列为1999年亚洲五十位风云人物，当时不乏有媒体将他称为国产电脑战役中的胜利者。

　　新的联想

　　总之，无论改革、市场还是国际形势，都进入了难得的平静时期。只是柳传志的内心并不平静，一个困惑他许久的问题是，如何能让现有的企业敢于创新，同时又能活下来？从下乡、进入计算所、创立联想，柳传志逐渐形成了“要做点事，也要保护自己”的信念。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想法是，不能裹足不前，但进入高科技领域，搞颠覆式创新，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的创新风险又很大。该如何平衡？

　　柳传志的答案是多元化。据他介绍，一直以来美国的学术派都认为做企业就是要专一，但他到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访问了十天，发现通用电气多元化做得非常好，并和通用电气总裁杰克韦尔奇详细探讨了开展多元化的结构。回来后，柳传志主导将联想分拆为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设立了母公司联想控股，自己进入到投资领域。

　　至于进入投资行业的理由，柳传志称希望联想控股能够在除了电脑以外若干个领域，用投资的方式培养出领先企业。今天联想控股已经布局了君联资本、弘毅投资、联想之星、神州租车、拉卡拉、融科智地、正奇金融、佳沃集团等多个企业。

　　访谈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之初，你和周围的人如何看待国家的变化？

　　柳传志：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中国可能会真正结束阶级斗争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法体会，当时，常年以来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所以当提出中国要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之后，我想到的是人们可能可以真正地好好安排生产了，只是想到这儿，就已经令我们兴奋不已了。

　　经济观察报：在联想的道路选择上，外界对“贸工技”与“技工贸”存有争议，请结合当时情境，谈谈做出选择时的考虑，“贸工技”的选择具有必然性吗？

　　柳传志：中国制造业第一页最典型代表的是海尔张瑞敏在车间里张贴的公约，其中有一条说不许在车间里大小便，你说这车间他得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但这就是我们当时起步时的真实情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先生产出东西来，先把自己养活好了，然后先拿钱去投什么技术，可能吗？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贸工技”其实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柳传志：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联想不重视技术，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一，当时联想拿不到生产批文，只能先从贸易开始；第二，即便拿到批文，也要有资金来做生产。当时做主板实际是赔钱的，而社会上没有风险投资，科学院也没有更多资金给我们，只能做贸易挣钱来弥补这份亏损；第三，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是没有企业的，只有厂，所以要通过给国外的产品做代理，向外国人学习什么是营销，什么是财务等等。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贸”本身也是一个积累和学习的过程？

　　柳传志：今天大家对企业的渠道、营销、财务等都不陌生，其实都是当时那批企业家一步一步学过来的。举个例子，为什么当时一个本土品牌长城一下子就垮了，因为他不懂得“贸”，长城那时候的体制叫订货会，不是真正的面向市场。而联想毕竟卖过东西，知道如何运用市场规则，“贸”可以说既是一个积累资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当时为什么有了这样的想法？

　　柳传志：当时联想在中国已经是第一名了，比第二三四名加起来份额都多，但是我们营业额却只有30亿美元，而计划并购的公司是100多亿美元，就说明当时世界市场很明显要比中国市场大很多。而我认为，一个企业要想长期发展下去，战略上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向世界进发，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国内做多元化，两条路联想都试过。最后在2003年的时候决定向世界进发。

　　经济观察报：能具体谈谈那段经历吗？

　　柳传志：是IBM企业在2003年底来找的我们。IBM当时的情况是，在硬件业务上全面赔钱，原因就是同样的业务、同样的人却做不来两件事情，就好像穿着西装去卖油条。

　　然而，并购IBM全球PC业务这一动议，在当时联想控股的董事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像联想集团这样一个30亿美元的公司要并购美国一个100多亿美元的著名世界级大公司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有着非常大的风险。

　　第一是品牌的风险，我们买的是IBM的ThinkPad笔记本，中国人当了IBM的股东，这牌子人家还认不认；第二就是你买回来的是美国的销售人员、科技人员，这样一支国际团队，是否愿意为中国股东工作；第三个更大的问题是文化磨合的问题，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等等在一起，高层、管理层、上层下层，能在一块儿好好工作吗？能配合得好吗？后来我经过专门的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想明白这些风险是可以克服的，才在董事会上支持这次并购。

　　2004年12月8号，我们宣布并购IBM PC业务。宣布的场面，我相信当天在场的人会刻骨铭心地记住，因为所有的记者都热烈的、疯狂地鼓掌。一个认识的老记者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柳总，这事干得漂亮，将来成不成不管，死了你们也给中国人争光了，我为这个给你鼓掌。

　　经济观察报：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柳传志：改革开放真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机会。这个时代真的是太了不起的时代，改革开放解开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索，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出来。改革开放让我有了充分的施展，人生价值有了充分的体验，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这真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未来，只要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像总书记说的，做好顶层设计，珍惜这段我们叫战略机遇期，我相信后边中国、中华民族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这是否也决定了你的领导风格？

　　柳传志：我觉得朋友、同事大概都觉得柳传志是个很靠谱的人，这其实就是企业愿景中所说的，值得信赖、受人尊重。我说努力去做，大家立刻就信我，而每当我说了话做不到，内心会非常纠结、痛苦。因此，凡说过的话，我就一定要努力做到。

　　比如我们公司里边，规定开会不允许迟到，否则要受到相当难堪的处罚——罚站。一个十几个人的会，迟到的人进来以后，要把会停下来，像默哀似的，看他站一分钟，所以这是很难堪的。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这个制度是90年定的，直到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定得这么严格，能做到今天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换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这些东西要永远记住，制度不定就是不定，定了就一定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