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大湾区”细数风云

　　五百年“大湾区”细数风云

　　李庆新

　　明朝自正统年间（1436~1449年）以后，国势日衰，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导致朝贡贸易萎缩。而非法的私商贸易却不断增加，屯门成为西方商人在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区域。

　　西方文献（特别是地图、航海图）对屯门的记述开始增多。葡萄牙商人若尔热·阿尔瓦雷斯于1513年（明正德八年）到达屯门岛，这是第一个来中国的葡萄牙人。他返回马六甲，带去有关中国财富以及与中国通商有利可图的信息：“将香料运到中国去，所获得的利润与载往葡萄牙所获的利润同样多。”中国丝织品、麝香、珍珠等运到马六甲，“可获利三十倍”，中国“无所不有”，充满发财机会。其后不断有葡商前来广东贸易，并获得丰厚的回报。

　　中国台湾学者张增信先生认为，阿尔瓦雷斯到达广东沿海的Tamao，就是指“屯门澳”（屯门湾，不等于屯门）。史地学家林天蔚先生（曾先后在港、台及北美大学任教）也认为，葡人最先到达的是“屯门”（Tuman，Tumman）。

　　全广门户 夷道通海

　　古代的屯门，包括今香港和深圳南头等地及附近海域。按照林天蔚先生的界定，历史上“屯门”有两层意义：一是屯门镇，原指海道范围，由今深圳的南头，东延至大鹏湾，包括一切海岛；二是指陆地上的南头及香港的陆地。

　　无论从海外交通与海防形势看，屯门地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它位于珠江口与南海交通要冲之地，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古代广州海上交通航线出珠江口，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都经过屯门。东线通粤东、闽浙，远及东北亚；西线通东南亚、印度洋诸国。《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八九世纪贯通东西方的远洋航线，也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屯门是这条航线东端的一个起点。

　　随着海洋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海防的加强，明代南头成为粤省海防的门户与中枢。万历十四年（1586年），两广总督吴文华说：“南头为全广门户，控制蛮倭，请以总兵移镇，盖番船固可直达澳门，而由澳门至省，则水浅不能行，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以抵于珠江，此南头所以为全广门户也。”

　　广东是明代全国海防重点设防区域，分东、中、西三路。官方在沿海增兵置将，设置卫所之外，还增建水寨，加强守备。明初广东沿海卫所，统于都指挥使司，中路以广州左、右、前、后卫，南海卫、广海卫（在今台山）为中心。南海卫，治所在东莞县治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设官21员，旗军1714名，原额马（按规定的数额）33匹。在明初广东15卫中，除广州城外，南海卫旗军最多。

　　明中叶海警频发，倭寇猖獗，官府加强南海卫海区防务，旗军增至6869名，马39匹。嘉靖年间（1522~1566年），南头、屯门等澳驻扎大战船8艘，乌艚20艘，数量居三路兵船之首。景泰四年（1453年）八月，“移广东广州府东莞县官富巡司于屯门村。以旧署隔涉海道，而新治为要冲地也”。说明屯门地区形势重要，地位进一步上升了。

　　明代广东海道副使原驻广州，后移驻南头，处理沿海地方海防等事务，还监管市舶、夷务，变成拥有多种职权的广东海防长官，在海防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而屯门地区就在南海卫、海道副使、南头参将的控辖之下。

　　遇官“捕鱼” 遇贼为寇

　　林天蔚先生曾经说过：开埠之前的香港，原为荒岛，文献可征者不多，但它位于珠江三角洲口岸外，为来往广州必经之海道咽喉；加上附近岛屿，星罗棋布，常由海盗据为巢穴，流劫来往客船。元张惟寅《上宣慰司采珠不便状》谓：

　　海门之地，控接诸番。又有深山绝岛，如大奚山大小蕉洞，皆宋时海贼郭八、高登所据巢穴，可以逃命。况疍蛮种类，并系昔时海贼卢循子孙，今皆名卢亭，兽形駃舌，椎髻裸体，出入波涛，有类水獭，官司莫能征赋。

　　大奚山即今香港大屿山。张惟寅把屯门海域视为贼窟，疍民视为动乱之源。珠江三角洲水域是疍民的故乡，疍民终年浮荡水上，以舟为家，居无定所，备受官府压迫与社会歧视，易于为乱。故明初征疍民为水军，一方面增加水军，另一方面釜底抽薪，把疍民变成防乱治乱的力量。明初，广东都指挥使统之花茂上言：

　　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疍户，附居海岛，遇官兵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

　　不过，明朝的政策显然没有收到预想的长期效果，屯门一带疍民走私及海盗活动依然如故。明王临亨《粤剑篇》中即记载：

　　疍民以船为家，以渔为业，沿海一带皆有之。聚而为盗，则横劫海面，亦多为大盗行劫。

　　明正德（1505~1521年）、嘉靖年间，海上商舶来往日益公开化，朝贡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珠三角的番禺、东莞、顺德滨海地区“巨浪漫漫，直通海岛”，“奸民接济澳夷，勾引倭寇”，同时抢劫百姓，“上至嵩台、安远，下至福永、南头，被劫者岁无虚月”。

　　外地海盗侵袭广州诸县，经常突入屯门，扰乱海疆。中路沿海“环郡大洋，风涛千里，皆盗贼渊薮。帆樯上下，乌合突来”；东莞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三四月东南风汛，倭寇“或泊以寄潮、或据以巢穴”，而南头尤甚。弘治年间（1488~1505年）至明末，著名海盗许折桂、何亚八、曾一本、李魁奇、刘香等犯东莞一带，大多在屯门地区活动过，明朝官兵防不胜防。

　　15世纪之后，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为代表的早期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开创了世界性海洋贸易体系。葡萄牙人逐渐在西非的几内亚、安哥拉和东非的莫桑比克，到亚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海域及马来半岛、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的广阔领域，建立起海上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

　　1512~1515年，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在马六甲完成了著名的《东方志》。皮列士是获派往中国的第一位葡萄牙使节，1517年使团到达广州，1521年访问北京，随后因新皇帝（嘉靖帝）登基，使团被遣送回广州，皮列士死于广州监狱。

　　《东方志》记录了从非洲东海岸到中国、日本的地理、风俗、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尤其对广州贸易描述相当详细，包括“广州—南头”贸易关系、税收状况、进出口商品等，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中欧初战 葡人受挫

　　葡萄牙人从东南亚北上中国海域，首要目标是进入中国港口广州，最先抵达的地方就是屯门。1519年（正德十四年）4月，西芒·德·安德拉德奉葡王之命率舰队从科钦（印度西南岸海港）前来广东，8月间抵达屯门。这伙葡萄牙商人良莠不齐，不顾明朝法律，勾结中国商人走私，甚至拒缴关税，抢劫商船，贩卖奴隶。他们借口海盗猖獗，自身得不到保护，便在屯门建立石木结构的要塞，架设火炮，又在一小岛上绞死一名水手，宣示权威。

　　大英博物馆手稿部《韦尔斯利文件集》第13875号记录了西芒的暴行：

　　这位司令官（指西芒）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与葡萄牙人在过去一些时候对待亚洲各民族的态度完全一样。他未经获准就在屯门岛上建起一座要塞。从那里他乘机向出入于中国港口的所有船只劫掠和勒索金银。他从沿海地区掳走年轻女子，捕捉中国人，使之为奴。他放纵自己去干那些最无法无天的海盗行径，过着最可耻的放荡淫乐生活。他手下的那些水手与士兵也就起而效之。

　　嘉靖元年（1522年），广东根据朝廷旨意，命令葡人离开屯门，禁止交易，迪奥戈·卡尔沃等不从。官府逮捕了他的兄弟瓦斯科·卡尔沃及其他在广州的葡人，派兵包围了停泊在屯门港的七八艘葡船。6月27日，葡人先后派船两艘前来增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调集战船50艘，对葡船形成半圆形包围圈。明军利用舟小灵活特点，巧施火攻，大获全胜。

　　稍后，明军又在香山县茜草湾（今珠海市横琴岛、三灶岛以北、磨刀门水道南部海域）重创葡船，葡萄牙人被全部清除出广东。屯门海战与茜草湾之役，是中国与欧洲海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较量，广东水师狠狠地教训了横行东西洋的葡萄牙殖民者，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贸易转移到粤东南澳岛及闽浙沿海。

　　葡人与“闽浙大姓”“海滨无赖之徒”及“倭寇”相勾结，“往来贩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捣毁了双屿港（今属浙江舟山），并乘胜追击至福建厦门湾一带。走马溪一役，中外海盗被歼殆尽，葡萄牙人到处碰壁，便又转回广东海面，并于1553年（一作1557年）获准在澳门居留。

　　中国码头 无“证”难入

　　20世纪30年代，初出茅庐的青年史学家梁嘉彬在西班牙传教士有关记载中，发现1566年（嘉靖三十五年）葡萄牙人入粤之初，有“十三商行（馆）与之贸易，其中广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共十三行”等语。他在其代表作《广东十三行考》中指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输出入总口之势”。

　　其实，这种趋势早在明正德年间就出现了。皮列士说过：广州是交趾支那（今越南中南部）到中国沿海的“贸易中心”，“是全中国无论陆路还是海路大批商品装卸之地”，“是中国的码头”。

　　当时到过广州的其他外国人，例如，1534年皮列士使团中为数极少的幸存者克里斯托旺·维埃拉，他发自广州监狱的信里，就盛赞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拥有“不计其数的稻米和其他食粮，全国的商品都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因为它毗邻大海，别国的商品也运到这里来贸易”。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饶的，世间的一切业绩都是在广东的地盘创造出来的。毫无疑问，广东省享有比印度更大的光荣”。维埃拉还特别强调广东商业贸易的重要性：

　　这个省的商人比其他任何省份的都富有，因为那些省区据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商品交易。除广东省之外，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一省同国外有商业往来，他们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很少，因为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人们也不能到外界去。同外界的商品交易只是在海上进行。由于这样，广东这个省在海外非常出名，广州则成为了中国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与此同时，福建那里的贸易往来都不兴旺，外国人不到那里去。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

　　不过，皮列士的观察显然比其他人仔细，他指出广州贸易有一部分是“持有许可证的”，在城内交易；另一部分是“没有许可的”，在南头贸易。他说，广州城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从河口起，城市位于一片平原，没有山峦，有石头建筑的一排排房屋，城墙围绕。在港口有很多大船舰守卫着城池，封锁入口。那些持有许可证的外国国王，有馆宅供他们的使臣在城内交易商品，但没有许可证的则在离广州30里格（1里格约合今5公里）外做买卖，货物从广州运走。

　　这里的所谓“许可证”，也就是明前期朝贡贸易使用的勘合。这段记述的内容不见于中国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说明广东官方对待朝贡贸易与商舶贸易采取不同的政策，但非法的商舶贸易事实上已经获得默许。广州—南头（屯门）之间的中外生意非常红火，南头成为广州的外港，那里的贸易构成了广州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番舶不绝 官牙活跃

　　皮列士还详细描述了南头及其附近海岛，来自马六甲方面的船只停泊的情况：

　　从广州这边到马六甲30里格处，有一些岛屿，与陆地上的南头，被规定为各国的港口，如普罗屯门等等。当上述船舶在这里停泊时，南头的首领就把消息送往广州，商人立即到来估计商品的价值并付关税……然后他们携带着由这种或那种物品组成的商货，各自回家。

　　上述马六甲的船只前来停泊在距广州20或30里格的屯门岛外。这些岛屿靠近南头的陆地，距大陆有一里格的海路。马六甲船停泊在那里的屯门港，暹罗的船在濠镜（Hucham，即澳门）港。我们的港口比暹罗的更接近中国三里格，商货运往该港而不运往别处。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揭示如下重要事实：

　　一是官府对广州与南头之间“非法的”但客观存在的中外私商贸易已经“习惯”，南头及附近海岛被默认为是对外贸易的场所。“非法的”贸易不允许在广州城内存在，但在比较隐蔽的偏远海滨则无妨，因为这种贸易能够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

　　二是中葡早期贸易揭开序幕。马六甲其时为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与广州（南头）的贸易实际上就是中葡贸易。《明史》记载，正德年间布政使吴廷举等对番舶“不拘年分，至即抽分”，广州“番舶不绝于海鋐（堤岸），蛮夷杂沓于州城”。市面活跃，应该有中葡贸易的贡献。

　　不过，这种关系为时不长。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去世，留下遗旨：哈密、吐鲁番、佛郎机等“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随后世宗（嘉靖帝）即位，下令将皮列士等押送至广州，并责令葡人恢复满喇加国（即马六甲王朝，1511年遭葡人入侵，后沦为其殖民地）。不久中葡水军在屯门、茜草湾发生海战，葡人被驱逐出广东，南头贸易中断。

　　三是南头的贸易主要在海岛上进行，葡萄牙商船（即马六甲船）停泊在屯门港，暹罗船则在濠镜港。

　　四是广州—南头之间出现皮列士提到的有了“估计商品价值并付关税”与“携带着由这种或那种物品组成的商货”的中间商——牙商。商品交换离不开牙行，牙人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

　　官府容许中外贸易，却不愿意直接面对外商，需要中间商居间接应。因而特许一些商人贩货到南头，与葡萄牙人贸易，同时负责收税。这些具有官商属性的官牙，是官府控制贸易的一种组织，后来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在广州所立“客纲”“客纪”，大概就是此类牙商。

　　荷兰学者包乐史教授（著有《中荷交往史1601—1999》）说，早期荷兰人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碰到“各自代表大相径庭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常常“非常难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当外国人前来时，传统的世界观桎梏了中国官员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灵活的反应能力，于是，官员们宁可由中国商人去与外国人打交道。这里的“中国商人”，就是指有官商属性的行商。

　　南头体制 广中事例

　　《剑桥中国明代史》里说，明初期朝贡贸易是“皇帝按照宋元两大的成例建立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与实际上的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朝贡贸易为合法，还存在抽分。不过统治者为怀柔远人，显示富强，对贡使实施减免优惠，抽分制成为一纸具文。

　　南头贸易起初属于不合法的走私活动，然而中外交易，通过征税可以为官府提供滚滚财源，贸易越红火，官府获得的而利益可能就越大，因而对地方当局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官方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给南头贸易留下了相当的腾挪空间。皮列士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贸易税收资料：

　　马六甲人为胡椒付20%，苏木付50%，新加坡木付同样数目。估价完毕后，一艘船按总数交纳。其他商品付10%。马六甲人不逼迫你购买，他们是真正做生意的商人。他们非常富有，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胡椒上。他们诚实地出售食品，交易结束后，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

　　广州对商船的抽分，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公开化。税率初为十分抽三，后降到十分抽二。从皮列士的介绍可以看出，南头贸易胡椒是大宗，税收20%，但其他征税10%，最高的征50%，可见在正德四年广州贸易税收并不是所有货物都“十分抽二”，这点可以补充中国文献之不足。

　　南头贸易对中外各方面都有好处，尤其广州官府和商人。皮列士称：“当地人肯定地说，从广州把商品输往那些岛屿的人，每十分可获利三分、四分或五分，中国人采取这种做法，以免土地被夺走，也为的是征收进口的关税。”

　　皮列士对南头贸易交易的商品也做了详细介绍，包括来自马六甲的外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内地的各种商品。他叙说的有些地方不太清晰，不过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候南头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三方面特点：

　　一是商品种类繁多。进口方面，有香料、药材、木材、衣料、象牙、珠宝、装饰品等，胡椒为大宗；出口方面，有丝绸、瓷器、珍珠、药材、食盐、金属器皿、金银、日常用品，其中丝绸、瓷器为大宗。

　　二是一些大宗商品以前很少见，如铸铁锅、糖、盐。这种变化与当时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出现专门为海外市场而生产的外向型农业、手工业相联系，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广州等地形成了一种由贸易带动的生产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三是商品产地呈多元化与国际化特色。有本地生产的，也有外地生产的，还有外国生产，使南头拥有了“中国商品集散地”与国际商埠特色。

　　屯门是葡萄牙人首次登陆的中国领土，是中葡、也是中国对欧洲首次发生关系的地方。屯门的中外商人走私活动，在广东官方默许下，形成一套中外商人共同遵循的权宜性贸易规则，可称为“屯门体制”。

　　屯门的海外贸易从非法到合法，从无规则到有规则，逐渐为官方默许与接纳，后来事实上成为“澳门体制”的一个来源。这种贸易管理方式，在澳门开埠之后，澳门遂取代南头成为中外合法的贸易场所。嘉靖末年以后，广州开始举办半年一度的“交易会”，葡萄牙人获准到广州贸易。葡萄牙人与中国的贸易通过“澳票制”，架起澳门与广州贸易的制度桥梁，“通关纳税”，最终得到朝廷的首肯，上升为“广中事例”的组成部分。

　　何谓“广中事例”呢？扼要地说，就是明朝正德、嘉靖间，伴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与澳门开埠，海防形势转变与海外贸易转型，广东地方政府逐步调整贸易政策，一方面默认葡萄牙人居留澳门，开展中葡贸易；另一方面主管海防的巡视海道副使主管商舶贸易，对商舶实施抽分，广州与澳门在关税征收、贸易规则、外商居留、中介组织等方面形成的新型贸易管理体制。这样两地既存在竞争，又相互依存，时人称为“广中事例”。

　　“广中事例”不仅为广东建立一套与贸易转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而且为国内外海外贸易提供制度样板。长远看来，明清时期粤澳及粤港关系中的贸易机制，不同程度保留着“屯门体制”的遗风，这是我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的原因。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兼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等多个学术职位。专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及华南区域史。著有《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海上丝绸之路》（多语种）、《东亚海域交流与南中国海洋开发》等作品，本文节选自《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一书，获作者授权转载，文字内容及标题略经本版编辑谭洪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