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放心使用花呗提现到微信中新模式涌现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过程中，有贸易公司瞄准这类需求开展业务。具体而言，有些贸易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成立合资公司，融资平台公司以51%的持股比例处于控股地位。公司成立后，双方注入资本金，贸易公司以其为资本参与大宗现货交易。因地方融资平台无相关资源，所有贸易相关业务由贸易公司操盘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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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城投公司而言，其目的主要是转型、增加非政府性收入。但市场人士提醒，该模式可能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平台出资资金被占用，二是操盘失败带来的本金损失风险。

新模式涌现

该类新模式瞄准的城投多为地市及区县级城投。比如在西部某省，一家贸易公司与当地某县城投合资成立贸易公司，注册资本为5亿，前者股权占比51%，后者股权占比为49%，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购销等。其中，城投的股东为当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意味着城投公司直接与贸易公司合作。

另一种方式是市级城投的子公司与贸易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二者股权占比仍然是51%、49%，主营业务同样为有色金属的代购代销等。这可能因为市城投体量相对较大，因此通过子公司与贸易公司成立相关企业。类似的案例并非孤例，此类合资公司大多于2018年后成立。

“各地方政府平台原先主要承接政府融资功能，现在转型需要增加经营性现金流来降低政府补贴收入的比重，同时做大资产规模、提高外部评级，进而增加融资总量、降低融资成本。”一位熟悉该模式的政信业务人士分析称，“贸易公司抓住地方政府平台的这一需求，制定出一套交易结构切中对方要害。”

沪上某中型券商信评人士调研多家城投后发现，近两年城投公司在努力转型，有的介入了房地产、金融、贸易等领域，有的则继续专注于政府特许经营的业务。“相比来看，贸易是短时间内最容易冲量的转型方向。最简单的方式是，融资平台垄断本区域建材的进销渠道获利。”

西部省份某城投公司负责人坦言，这两年一方面卖地卖不动，土地收入锐减，但隐性债务偿还压力不减，所以有的城投公司就开始进入建材等贸易领域，主要是为了增收。

上述两类模式主要是城投及其子公司参与贸易业务，新模式下则有专业的贸易公司介入。前述熟悉该模式的政信业务人士介绍称，为满足平台要求，合资企业必须由平台控股、由平台合并报表，股权比例一般以51：49的比例较多。同时在合资企业成立时，贸易公司会与平台签订收益保底协议，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此外，合资公司的贸易已不仅仅局限于区域内。前述熟悉该模式的政信业务人士介绍称，公司成立后，贸易公司、平台方各自注入注册资本金，贸易公司然后以注册资本金为资本，参与大宗现货交易。

“因地方政府平台无相关资源，所有贸易相关业务由贸易公司操盘手管理，每月交易一次，设定一定的收款账期，收到资金后再次交易，一年完成多次交易，由此能带来注册资本金数倍的现金流。”该人士称。

风险考量

自2018年来，城投融资持续收紧。与此同时，监管层要求融资平台转型。地方层面上，重庆、湖南、陕西等省份已印发融资平台转型方案。总的方向上，对空壳类城投要撤销；对兼有公益性项目建设、运营职能的“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要通过兼并重组、整合归并同类业务等方式，转型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对于有竞争力的城投公司转型为一般经营性企业。

“平台转型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来自政府的收入占比下降。一般而言，来自政府收入之外的占比超过50%，就是市场化的企业。同时除了国资外，还有社会资本的入股，那么城投也是市场化的企业。”中部省份某地市城投公司融资部总经理称。

在此情况下，如何提升非政府性收入就成为了一个新课题。对于城投公司而言，与贸易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的模式既可提升贸易收入占比，又有社会资本入股，完成契合了城投转型的新方向。对于贸易公司而言，也能从中获取股权相对应的红利。

但市场人士提醒，该模式可能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平台出资资金被占用。前述熟悉该模式的政信业务人士分析称，因为融资平台不熟悉大宗现货交易，政府平台完全无法介入。贸易公司操盘手可能通过大宗现货贸易的名义，占用了政府平台的资金。“合资企业保底收益可视为资金占用成本，表面上政府资金还在平台公司的合并报表内，但是已由货币资产转为应收账款，可能失去了资金支配权。”

二是大宗现货交易带来本金无法回收的风险。前述熟悉该模式的政信业务人士分析称，一旦发生外部金融冲击导致操盘手资金链断裂，参与的地方平台也将受到波及。

前述券商信评人士表示，钢材价格跌宕起伏、变化莫测，风险的发生往往是无声无息。前些年钢贸最火爆的时候，很多国企利用自身资金优势，给贸易商“托盘”获取佣金，但市场突变导致了一系列坏账风险。

“从我们看城投债的角度看，还是更看好专注于政府特许经营业务的城投，毕竟这还是城投在履行主业。而贸易等方向的转型，并不是城投所擅长的业务，一旦出了风险，地方可能也不会救助。”前述券商信评人士称。